“我见过我老家，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。”

“我们还是小宝宝的时候，妈妈就去工作了。爷爷奶奶在家里，我也不知道妈妈去哪了。”

(相关资料图)

在中国，有数千万的孩子处于类似的生活状态。《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（2021-2022）》显示，2020年，我国0-17岁流动儿童人口的数量为7109万人，占儿童总数的23.9%。

在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前，不少孩子都有留守家乡的经历，来到城市之后难以适应新的生活。虽然他们在父母身边，但获得陪伴的时间仍少之又少。尤其是在寒暑假，孩子离开学校，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又无法抽出时间照顾。因此，这些孩子大多只能自己待在出租屋内，久而久之变得性格内向，甚至有些孤僻。

有一群人关注到了这些孩子的生活，刘伟伟就是其中之一。大学时，他就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做志愿者；毕业后，他加入了一家服务来沪随迁子女的公益机构。

在这家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公益机构里，孩子们的年龄在5到15岁不等，大多不是独生子女，往往来自双职工家庭。机构为孩子们提供课后辅导、兴趣课程以及托管服务。2011年，刘伟伟成为了这家机构的总负责人。

机构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兴趣课程，如国际象棋、围棋、美术、合唱、书法等，每门课整个暑期的收费只要50元。如果选择全天托管，午饭也是免费的。由于经费有限，老师们大多是周边高校的在校生，他们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到这里，成为志愿者。

在采访时，记者发现了一位正在上书法课的小姑娘袁苏彤。她告诉记者，妈妈在今年暑假开始时就把自己送到了这里。下课后，记者跟随袁苏彤回到了她的家，见到了她的母亲苏莹莹。

苏莹莹一家五口生活在上海郊区一处不到20平方米的一居室内，洗手间与厨房是与同一层住户共用的。一张双层床、一个窄书桌、两个橱柜、一张折叠桌便是她们的所有家具。2008年高中毕业后，苏莹莹便来到上海务工，超市售货员、销售、公司文员，她都做过。现在，因为有了三个孩子，她只能全职在家带娃。孩子们对母亲无时无刻的依赖让她几乎不得闲，“三个人的吵嘴”让她“头大”，暑期尤其如此。

在窗边窄窄的半面墙上，贴满了袁苏彤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种奖状。因为“吃过学历的亏”，苏莹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。她给孩子们购买了很多辅导书和网课，要求她们有计划地复习、预习。然而，每月6000元左右的家庭收入仅能维持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，她没有能力再去考虑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了。在一次闲聊中，袁苏彤同学的母亲告诉她，有这样一家“便宜又靠谱”的机构，是专门服务来沪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的，苏莹莹便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去报了名。

报名时，袁苏彤挑选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书法与合唱。她有些内向，讲话声音很轻，有疑问也很少在课堂上主动请教老师，只有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才会开口。面对机构中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孩子，她敞开心扉，交到了两个新朋友，课后与她们一起唱歌、下棋，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有了机构的托管，母亲苏莹莹也能稍喘一口气，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照看两岁的小女儿。

这家公益机构里的孩子们大多有兄弟姐妹，但缺少父母的陪伴，总希望获得更多关注。这也让这家公益机构的老师们意识到，比起提供兴趣课程与托管服务，让孩子们感受到“被爱的安全感”更加重要。

周清源是暑期班的志愿老师，她从没有预想到孩子们会和自己有那么多身体接触。

“是我先抱老师的，老师更喜欢我。”

“为什么只能你一个人抱老师？我也要抱老师。”

课后，孩子们总喜欢抱住她，而一个孩子的拥抱往往会吸引更多孩子簇拥上来，让她被孩子们团团围住。

“他们会问，‘我和他，你更喜欢谁？’我说，老师不能偏心，老师都喜欢。”

但因为种种原因，志愿老师的陪伴往往无法太长久，常常只能来授课一个学期或假期，很少有人能坚持服务一年及以上。若没有合适的志愿者接替，他们的离开也会让某些课程难以继续开展。这也让机构的总负责人刘伟伟感到为难，他不得不因此关停了部分课程。

“本质上还是资金的问题。”刘伟伟很清楚机构的生存处境。每年50至60万元的社会募捐要负担起机构的日常运营，房租与水电费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开销，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老师的薪水。即便如此，刘伟伟也从未考虑过提高课程费用或增加其他收费项目。

“无论是家长、老师，还是学生，大家都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来把这个社区中心给做好。”志愿老师周清源在暑期班结束时感慨道。虽然这里只是一间小小的教室，但对于身处异乡的孩子们而言，这里是他们在上海的“第二个家”，他们在这里被陪伴和关注，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。

（看看新闻Knews实习记者：赵亦婷 编辑：王抒灵）